“猪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出现了。越王勾践先专门划出一整座大山，命人在四周挖上深沟，把猪赶入山中，让它们自由吃食。汉代以前养猪方法有两种，放牧和圈养，“猪山”里的是放牧；《诗经•大雅•公刘》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讲的就是圈养。西汉以后，为了积肥，人们建了各种形式的猪圈，独立的，与厕所相联的，或与住房相联的，式样各异。这以后，圈养逐渐成为了养猪的唯一方式。
到了汉代，养猪成为致富的热门行业，汉光武帝刘秀的夫人马后，兄弟5人都经营养猪业，大获丰收。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华南地区有一种“良种猪”，头短背宽，臀部及大腿发育好，具有早熟、易肥的特点。后被“大秦”(古罗马帝国)引入，用以改良那里的本地猪，育成罗马猪。到了盛世唐朝，官办养猪场规模已达数千头。宋代养猪业发展更大，《东京梦华录》记述农村养猪户到开封卖猪：“每日至晚，每群万头”，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猪多价贱的情况。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即出自这个年代。
明代不是猪的幸运时代，猪成了泛政治化的牺牲品。明武宗朱厚照因自家姓氏与“猪”同音，且本人属猪，下令“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这一禁令，几乎使全国的猪断种，次年清明节时，要用猪来祭祀，一时竟无法找到。在“闭馆锁国”的清朝，猪被引入英美，育成了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等世界闻名的猪种。
民国初期，猪真正走出国门，但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止。民国时期的生猪、猪肉还是以前的自由交易，价格随行就市。1949年，福州的猪肉零售价为50公斤40银元。而因为古代牛羊肉普及程度较高，解放初期全国养猪量为5775万头，而以牛为主的大牲畜数量比猪还多，达6002万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猪的数量迅速增长。尤其自1959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提出猪应为“六畜”之首，号召兴办大型猪场，在全国各地大兴养猪之风。郭沫若诗云“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人们养马、牛、驴，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但养猪继续受到鼓励，甚至在干校里，都会开设养猪班，有的戏称班长为“猪头”，意为“猪班的头头”。到1978年，全国大牲畜有9389万头，而猪则达到3亿多头。当时著名的莫过于“赛猪会”，每逢国庆或重要节日，各地都会给当地喂得最肥的猪披红插花，抬到游行队伍中去炫耀。
近千年的历史变革，在人类的帮助下，猪扩大了自己的家族，但不变的是它的地位。人对猪缺乏好感：脏、蠢、懒，成为了猪的代名词，泥猪疥狗、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关于猪的负面词语为数众多。（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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