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生猪生产的空前关注。本报记者最近深入我国生猪产销大省四川采访时发现，在市场、疫病双重风险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延续数千年的以“散户”养殖为特征的传统养猪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本报记者对此做了调查。
为了有效抵御市场和疫病两大风险，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发动的这场生猪产业化、现代化革命，已经开始冲破几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正在构建的新型生产力格局，已经引发的农村生产关系大变革苗头，值得密切关注。
散户逐渐减少、规模户增多，已成为大趋势
对于以生猪为代表的畜牧产业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两大风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的散户养殖模式，无法解决排污、环保等难题。
四川广汉市绿松养殖场总经理罗杰松算了一笔账：“我们场一头种猪的18针次疫苗，要花50多元；商品猪打三次，花17元至18元。但有个特殊情况，不少疫苗并不是以每头猪的剂量来散装的，有些疫苗特别是进口疫苗，是按40头的剂量包装的。对散户而言，养一头或几头，都得买一瓶，一组疫苗要全套买齐，得花2000多元。”
罗杰松的结论值得参考，他说：“散户不可能为几头猪去花大价钱买药，基层政权也不可能为千家万户的每头猪打那么多次针。因此，散户养猪，不死亡、不发病纯属侥幸。”
基层干部分析认为，加之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向城镇和城市转移，散户逐渐减少已成为农村大趋势。农民务工挣钱、规模养殖场为社会提供生猪商品，正在形成农村新的生产力格局。
成都模式：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
为解决散户养殖商品猪的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成都在今年启动的生猪产业化改革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解决办法，即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格局。
记者解剖了大邑县华悦生态公司养猪场模式，据公司技术经理陈弟华介绍，正在扩建的年产两万头养猪场，基建投资500万元。资金比例是按3：3：4的结构，即农民入股30%、村集体入股30%，企业入股40%。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村集体通过向大邑县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借款入股，农民则以土地和现金入股，土地指养猪场所占用的土地。现金每股1000元，最低1股，最高不超过10股。陈弟华说：“对股份数量限制的目的，是政府确保大家都有股份，惠民面要大。预计每股分红300元，其中村集体分红可达到8万至20万元的水平，用于村上各种公益事业。”
对经济困难的农户，则把每个规模养殖场建设中由政府补助的20万元量化到他们身上。如此一来，绝大多数散户以股份形式拥有了分红的权力，解决了增收和吃肉的难题。
对这种农民股份化、养猪社区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格局，基层干部形象地概括为“农民养猪不喂猪，农民有猪不见猪”，并称这是新农村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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