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在这里！除了少量购买和粮食投入，大多散养者的猪饲料其实都来自生产生活的剩余物，它们弃之可惜，也污染环境，有点空闲的主妇当然拿来喂猪。所以，如果上述闲余时间上的劳动投入和闲余物资投入并不作价计入成本，那么，散养农户的纯收益将大大提高。
生活是最伟大的经济学教科书，很多人认为对养殖而言，规模经济总是存在，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针对其他因素不变时、增加规模后更多提高产量情形的描述。经济学家舒尔茨表示过，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事实上，我们不应在大工业时代忘记市场的核心问题——分工。经济学家杨格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我们分析肉价问题，也不能只见供需双方，而不见真实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
枣粟稠、生计安
事情还不仅如此。散户退出或进入市场当然和价格波动联系紧密，如辽宁省2006年比之2004年饲养生猪的农户下降了约20%，广东省退出市场的散户也大体相当，这阶段肉价处于低谷。不过退出行动和价格下降二者孰因孰果却不好判别。问题在于，如果大多是规模养殖，这样的时候一定能扛住价值规律吗？就不会出现集体串通抛售的情况吗？
事实上，相比规模养殖，散户虽然信息不灵，更易受损，但可以说恰恰是无数个散户农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着价格大跌带来的风险。正是这种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养殖，对生猪供给总量起到了库存调节作用。当价格跌至非盈利区、供过于求时，农户会延迟出栏期，或将自产的猪肉更多留作消费，而在生猪供不应求时，农户会抛售生猪，获取利润。
并且如果大多规模养殖了，农民拿钱买肉，一定能享受好处吗？其实未必。除了进城打工，副业更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潜在来源。收入水平越低的地方，农民就越可能依靠养猪来提高收入，该地区生猪饲养也就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如果没了这块收入，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掏钱买肉者可能不多反少了。
“富不养猪”，这里的富更直接的含义就是现金，而近年来生猪养殖重点区域西进、北移的趋势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中西部养殖者“责任”的增加不但伴随着风险的增大，也暗含着他们退出这个市场可能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家人在外打工有较好货币收入时。而这些恐怕是思索猪肉价格，乃至近期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
笔者春节回重庆老家，就发现在米、肉价格涨了不少的情况下，伯父却在用大米喂猪养鸡自食其肉！他儿女都外出做工了，无需大量现金，于是就回归了非商品社会。这个举动可不能小看，如同2003年前后钢铁需求紧张很大部分来自建设钢铁厂的需求一样，丰收时农民可能更多存粮而待来年初春的高价，肉价低或自己需要多时就宁可自食而不易于市。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只有理解和尊重，已经无法靠行政力量改变什么，需要思考的是怎样顺应农民行为的规律做事。
乾隆巡山东曾有诗云：“迤逦烟郊枣粟稠，小民生计自为谋。”枣粟好，皇帝就不担心了，而“粮桑”一词的桑即为副业，它直到今天仍然是广大农民进入市场获取更多现金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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