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看到了以定点屠宰为名义，行原有地方国有食品企业固定屠宰之实。国有食品公司当然可以申请参加定点屠宰之竞争，但应是和其他类型企业站在同样起跑线上，而现实中往往不是。这就是除了防疫等良好愿望和税费收取外，生猪流通中众多“阀门”产生的深层体制原因。
国有食品企业的“大刀手”也开始收编“小刀手”了。各县、乡镇建立上述生猪管理办公室，不少借定点屠宰之名，搞部门垄断，独家经营。“一把刀”加剧了卖猪难。上世纪90年代末地方发文禁止生猪外流和外地进入本地的并非个别。乱收税费增多，收购站压秤时有，有的收购201千克毛猪，竟杀出208千克肉来！过秤难，回款更难。乡镇肉食公司也存在拖欠税款、少报和漏税问题。直至现在，这些问题虽有不同程度的治理和缓解，但仍未根本解决。
不妨用广西北海的例子来结束本文。2004年，北海市核准了两家私营屠宰场，打破了市肉联厂多年垄断经营的局面，进点屠宰率从不足50%上升到90%，价格也明显下降了，税收也增加了。
有时人们只把税费当成简单的数量看待，仅是抱怨多收了，但很少注意其背后的权力因素。事实上，正是如此众多的生猪控制“阀门”直接加剧了近来价格的大起大落，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几年肉价震荡幅度越来越大。这个我们下次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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